陽陽與布痞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身為公眾人物，其言行舉止常與公眾事務、公共利益有關，因此，時常受到大眾監督與指教，實務認為此時公眾人物負有應以最大容忍接受監督之義務，此為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與法律保護個人名譽權之權利衝突與調和。然而，是否一旦成為公眾人物，對於所受到的批評與指責就必須全然接受呢？其實並不是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今年8月底有新聞報導，知名新聞主播受邀擔任一系列影片的旁白，其內容為批評某立法委員之種種行為，該立委隨即對該名主播及相關人士提告，一審法院認定該主播行為無罪，而上訴到高等法院後，法院認為主播不得以台詞、播報文稿都是由他人提供之理由，而免去自身的查證義務，且立委在非關公益、公眾事務上，並非有須接受社會大眾之無情、無理批評，甚至羞辱之義務，最後在法院具體判斷相關事實後，認定該新聞主播與相關人士成立散布文字誹謗罪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所謂誹謗罪的構成要件，依據《中華民國刑法》第310條：「（第一項）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，為誹謗罪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（第二項）散布文字、圖畫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。（第三項）對於所誹謗之事，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，不罰。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依實務見解，若行為人在評論與公益有關之事務已盡到查證義務，使主觀上無對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不實之認識，則不成立誹謗罪。至於該如何認定是否盡到合理查證義務，參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89號判決意旨：「行為人就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，應盡何種程度之查證義務，始能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，而屬善意發表言論，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、目的及所發表言論之散布力、影響力而為觀察，倘僅屬茶餘飯後閒談聊天之姿者，固難課以較高之查證義務；反之，若利用記者會、出版品、網路傳播等方式，而具有相當影響力者，因其所利用之傳播方式，散布力較為強大，依一般社會經驗，其在發表言論之前，理應經過善意篩選，自有較高之查證義務，始能謂其於發表言論之時並非惡意。」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另參諸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：「言論依其內容屬性與傳播方式，對公共事務之資訊提供、意見溝通與討論之助益與貢獻自有不同。因此，於名譽權與言論自由間為個案利益衡量時，應特別考量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。惟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，且客觀上有真偽、對錯之分，如表意人所為事實性言論，並未提供佐證依據，僅屬單純宣稱者，即使言論內容涉及公共事務而與公共利益有關，因言論接收者難以判斷其可信度，此種事實性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亦不高。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愈高，通常言論自由受保障之程度應愈高，而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應相對退讓。反之，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愈低，通常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愈高。」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綜上所述，如果行為人所言為無佐證、僅單純宣稱之事實性言論，縱使與公共事務、公共利益有關，因其言論之公益貢獻度仍較低，此時，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較高。再者，查證義務高低需視行為人動機、目的及所發表言論之散布力、影響力綜合觀察，如果利用影響力、散布力較大之媒介，例如：記者會、出版品、網路社群等等，則行為人在發布言論前，應經過善意篩選，且負有較高之查證義務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所以，不能因對象是公眾人物，就認為所有對其之批評指教都是合法的，也不能因談論的是有關公眾、公益之事，便怠於為自身應盡的查證義務，在現今這言論自由的社會中，還是要注意所評論內容的適當性，才不會在享有言論自由權的同時，不慎侵害他人的名譽權。

🎵貼心小提醒：法律條文會修正，司法實務會變更見解，每個人的案件事實也不相同，因此本文僅供參考，建議民眾對於任何法律問題作出決策以前，先向律師諮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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