陽陽與布痞

　　第一號裁判憲法審查的判決（111年憲判字第8號）在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施行4個多月後出爐了，之前筆者對於此制度的眾多疑問也獲得一定解答，首先筆者已經在先前簡單解釋何謂裁判憲法審查（新法上路-簡介憲法訴訟法https://sunrisetaipei.com/20211227-2/），即以前大法官不管個案事實，也不管法院如何適用法律，僅抽象審查法規範本身（法規範憲法審查），憲訴法施行後，新增「裁判憲法審查」，大法官得審查法院如何適用法律，即在糾正法院在個案上不合憲地適用法律。而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或裁判憲法審查的案件須符合「憲法重要性」或符合「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」，大法官才受理（憲訴法第61條第1項），但這兩個要件用語極度不明確，又幾乎完全抄自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3條之1，在台灣並無相關實務見解作為基礎，故這兩個如何在臺灣發展出自己的理論，一直是筆者關心的議題。

　　大法官認為「憲法重要性」是指「此等問題於往後案件均可能一再發生，且無法從憲法規定文字直接獲得解答，是有澄清必要」，將憲法重要性再區分成「此等問題於往後案件均可能一再發生」、「無法從憲法規定文字直接獲得解答」兩個要件，但第一個要件筆者就難以理解，憲法的特性之一為「抽象性」，很多種基本權都沒有明文規定，須透過第22條概括基本權補充，憲法也沒有規範各種基本權的具體內涵（例如憲法第10條僅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），需要大法官解釋加以補充，很多正當法律程序及正當行政程序更是透過憲法第8條（人身自由）、第16條（訴訟權）等基本權加以解釋而來（例如司法院釋字第708號、710號、737號解釋），無法從憲法規定文字直接獲得解答，第二個要件「此等問題於往後案件均可能一再發生」也令人費解，隨著人民權利意識抬頭，司法實務也蓬勃發展，請問有哪些法律問題是不會重複的嗎？

　　因此，上述大法官對於憲法重要性的解釋跟沒解釋是一樣的，依如此解釋，大法官得受理任何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的案件，是否能達成憲訴法第61條第1項「為避免……影響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效能，進而排擠其他具憲法重要性之案」的立法目的，實在令人懷疑，而此例一開，以後如大法官再限縮解釋「憲法重要性」，大量不受理案件，不免會使民眾懷疑大法官是否只挑社會矚目案件（例如本案）來審理。

　　筆者另外關心的議題是大法官對於普通法院、憲法法庭權力的分工，因司法院為避免裁判憲法審查落入第四審的指摘，司法院不斷強調「裁判憲法審查並不是第四審，而是一種特殊的救濟制度」（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303-57451-d04de-1.html），一再否認裁判憲法審查為第四審，在德國實務界及學界也提出了很多種理論來區分憲法法庭、一般法院的分工（例如赫克公式），大法官則認為法院「對於法律之解釋或適用係基於對基本權根本上錯誤之理解，且該錯誤將實質影響具體個案之裁判」或「解釋與適用法律於具體個案時，尤其涉及概括條款之適用，若有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而漏未審酌，或未能辨識出其間涉及基本權衝突，致發生應權衡而未權衡，或其權衡有明顯錯誤之情形」之時，大法官得介入審查，但大法官在本案將「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」闡明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後，彷彿脫韁野馬，將子女最佳利益闡明出「審酌一切有利與不利之因素」、「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」、「繼續性原則（或維持現狀原則）」等內涵，再進而指摘法院的用法，此部分論述已經看不出跟憲法的關聯性，對於何謂「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」也無著墨，大法官將未成年子女意見陳述權闡明為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後，也有上述情形，又廢棄最高法院的判決，再加上上述對於「憲法重要性」寬鬆的解釋，裁判憲法審查其實已經是第四審了，況且聲請人是母親，而非小孩，母親究竟有何權利受到侵害也有疑問，大法官卻以「涉及未成年子女丙○○受憲法保障之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基本權利」為部份理由受理聲請，論理實在難以服眾（詳細內容可見林俊益大法官、張瓊文大法官、黃昭元大法官、楊惠欽大法官、蔡宗珍大法官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）。 總之，大法官作為臺灣司法制度最後一道防線，已無人制衡，更應謹慎論理，而非急於立威，彰顯其無所不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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