陽陽與布痞

近年來，對於司法的批評聲浪甚囂塵上，常可聽到民眾對於「恐龍法官」的抱怨，更有不少人因此而對美式陪審團制度心生嚮往。

想像一下，你是陪審團的其中一員，你和其他十位陪審員都覺得被告有罪，偏偏只有一位陪審員覺得被告無罪，但是法律規定陪審團必須做出全體一致的裁決，要嘛十二人一致認為有罪，不然就是十二人一致認為無罪，在全體還沒達成共識前，誰都不准回家，此時此刻，天氣熱得要命，但評議室裡面卻沒有空調，電風扇也故障了，大家都汗流浹背，時間接近傍晚，肚子開始有點餓了，你是否會覺得……

「這個人好討厭喔！幹嘛硬要跟大家不一樣？」

「十一個人都認為被告有罪了，還會錯嗎？他是在堅持什麼？」

「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好不好？幹嘛為了那個犯人，害得我們必須被困在這裡？」

「為什麼就只有他認為被告無罪？他是哪裡有問題？還是說，他跟被告有什麼關係？」

如果你會產生上面這些想法，那也無可厚非，因為這就是人性，說得精確些，是人性的其中一面。

但我們不能忘了，人是會犯錯的，這同樣也是人性的其中一面。

是的，人並不完美，人會犯錯。

一個人會犯錯，一群人也同樣會犯錯。

1957年的美國電影《十二怒漢》，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法庭電影，它所講述的故事就是，在一個謀殺案中，年僅十八歲的被告被控持刀殺死親生父親，兩位關鍵證人都指證歷歷，而陪審團進行評議時，一開始就有十一位陪審員認為被告有罪，僅有八號陪審員（Henry Fonda飾演）一人認為被告無罪；其實，他並不是打包票認為被告一定沒有犯罪，他只是認為，依照法律規定，必須達到「無合理懷疑」的程度，才能判決被告有罪，然而本案從證人的可信度到兇刀的真偽，都還存在「合理的懷疑」，無法讓人確信被告有罪；而在八號陪審員努力說服其他陪審員的過程中，人性的弱點和缺陷也一一攤開展現在我們面前：

有人只是趕著去球場看比賽，根本沒有在認真思考判斷。

有人對於貧民窟出身的被告懷有嚴重的歧視與偏見，不由分說就一口咬定被告是天生的犯罪人。

有人則是歷經嚴重的父子衝突，以致將對於自己兒子的恨意投射在被控弒父的被告身上。

也有人是看到兩位證人言之鑿鑿，就全盤加以採信，卻沒發現證人的證詞中隱藏著許多值得懷疑之處。

此外還有更多的人，是先看到有不少人投「有罪」一票，才跟著舉手贊成「有罪」的，直到八號陪審員舉出諸多合理懷疑後，他們才一個接一個地被說服而轉投「無罪」。

隨著劇情的進展，被說服轉投「無罪」的人數越來越多，而那些帶有強烈偏見或成見的人也變得更為色厲內荏，益加暴露出他們思考上的謬誤，以及令人寒心的歧視或遷怒作為。

最後，無論是被說服了，或是被折服了，即使是當初最極力主張被告有罪的人，也投下了「無罪」票。

全體一致決，被告無罪。

所謂必須達到「無合理懷疑」（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）的程度，才能判決被告有罪，就是法律人常講的「無罪推定」與「罪疑惟輕」兩大法律原則的展現。

但為什麼要為有罪判決設下如此嚴格的限制？

因為，「偏見總是蒙蔽真相。」（Prejudice always obscures the truth.）

在《十二怒漢》這部眾所公認的經典法庭電影中，我最喜歡的是這句台詞。相較於其他提及美國憲法或司法制度精神的台詞，我覺得上面這句話更可以超越文化的藩籬，給予觀眾更深刻的影響。

在當下的台灣，我們不缺刑事法律領域的教科書，也無須擔心法學院裡面會不會沒人教「無罪推定原則」、「罪疑惟輕原則」等等，然而，我們可能會很缺乏的，是一些足以使人深刻體悟，進而認同這些概念或原則的意義的媒介—最重要的就是戲劇，因為透過視覺與聽覺的綜合作用，戲劇能夠為觀眾創造最為生動的情境，讓觀眾更容易融入其中，也就是「入戲」。就像本片中的十二位陪審員，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職業，不同的成長背景，讓觀眾或多或少都能夠找到一些認同的元素，從而更有機會進入本片的情境，去體驗一種「被說服」的過程，最終才有可能深刻體悟到，偏見或成見是如何影響並箝制了我們的思考，是如何蒙蔽了我們發現真相的契機。

關於台灣是否應該引進美式陪審團制度，我個人仍然持保留態度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沒有認識到上述的人性弱點，也沒有意識到陪審團本身仍然可能被偏見與成見所蒙蔽，就把陪審團制度當成萬靈丹，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。

就像劇中一位陪審員向另一位只想趕快去看球賽的陪審員質問的：

「如果今天接受審判的人是你呢？」